中国的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文字如同一个图画。最早的文字是用来记录自然现象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样子，按照自然现象的样子画一个图就是文字，如最早的“日”、“月”等。中国文字虽然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但核心依然保留着象形文字的特点。
如上图，“文”这个字在象形文字中看起来是一些花纹的交错。在《周易》第22卦《贲卦》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的意思是，天展示给人们的图像就是刚柔交错，“刚”指“阳”，“柔”指的就是阴，中国古人用阴阳二分法的角度来看世界。简单来看，“天”所展示的状态就是阴阳两种能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阳”来自地球与太阳的相对运动，地球接受到了来自太阳的变化的能量。阳是运动的、能量的一面，“阴”是物质的、相对静止的一面。阴阳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就是天展现出来的形象，称作“文”。“文”展现的是天的形象，这个形象又反映了“天”的内涵。所以在中国的语言当中，我们把天呈现出来的状态称作“天文”。相比天象，大地更是以有型的“纹理”呈现出来，而“理”这个字，左边王字旁代表石头之类的东西，右边上面是“田”字，下面是“土”。坐在飞机上从高空看，大地、梯田的图像呈纹理状，因此我们称大地呈现的状态为“地理”。综合起来，称作“天文地理”。《乾卦》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是指代表天的图像“文”如果在大地上显现其规律出来，则可称作“文明”。我们所谓的“文明”本质，是人类遵守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所呈现出来的人类活动和行为。
人类理解了“文明”，即理解了“天道”，并建立符合天道规律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则称作“人文”。 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会知道季节变化，便于在生产生活中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细察人类的各种美好的风尚和精神，用以教化天下人民，也就是合乎天道的秩序和制度去感化人、教育人，让人的境界得到提升以符合自然规律。
简单归纳，“文”是天的规律呈现出来的现象，“文明”是天的规律在地球上的呈现。“化”的象形字是由一个正面的“人”的图像和一个倒立的“人”的图像构成。造字本义是由昂首挺立到向下入土，即由生到死的周期过程，表示由生到死的自然过程。在中国的文字中，“生”指的是出生，“化”表示结束和转变。人类产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自然即古人认为的天和天的规律。人类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自然规律在人类身体上的一种体现。
这样看来，“文化”最早的含义就是自然规律在人类一生中的体现。通过学习《黄帝内经》我们可以了解到，从人体上几乎可以找到天体运行的一切规律，人类是自然所创造。那么我们这一生寿命的长短、幸福不幸福，是否遭受疾病的折磨，核心在于我们是否遵守天的运行规律。如果我们完全遵守了自然规律，我们这一生体现出来的“文化”就是正面的，如果我们违背了自然规律，我们体现出来的“文化”就可能是负面的，自然界很可能通过疾病和灾难来惩戒人类。
那么天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呢？《黄帝内经·阴阳应向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也……”中国哲学是采用归纳法大道化简看世界的方法。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看起来很复杂，但本质实际就是地球接受到太阳光的变化规律。用阴阳二分法的哲学观点看世界，在周代达到了高峰，其典型代表作就是《周易》。《周易》所列出的8种基础卦象，实际上是阴阳两种能量相互运动产生出了8种自然现象，分别是天（乾卦）、地（坤卦）、风（巽卦）、雷（震卦）、火（离卦）、水（坎卦）、山（艮卦）、泽（兑卦）。这8种自然现象相互作用运动，又产生出了64种自然现象。由于人类是自然运动和自然变化的产物，因此理解了自然界阴阳的变化、自然规律的变化，就能掌握人类的规律。所以，在中国文字中，有关“天文地理、文明、文化”等最早的来源，皆出自《周易》。
一年四季的变化（更准确的分，应该是五季，还包括长夏），本质上是地球相对太阳的变化规律，归纳起来就是阴阳的变化，春天是阳气的生长和生发，夏天是阳气的释放，秋天是阳气和能量的收敛，冬天是阳气的收藏。这种自然规律的变化，在地球上呈现出来生、长、化、收、藏的生命变化和循环规律，这个规律产生了人类，决定了人类的变化规律，这个规律是“五行”的哲学内涵。自远古产生了阴阳哲学后，《周易》的出现，把这种哲学思想进行了高度的归纳和概括。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行学说在《周易》的基础上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集中体现在《黄帝内经》当中。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长时间战乱不休，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万事万物皆有两面，由于没有形成一个集权式的国家，也为学术活跃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文化繁荣时代。众多思想家大量出现，寻求救国救世的真理。秦国选择了法家强盛了秦帝国，实现了统一六国的壮举，最后采用了焚书坑儒的方法在思想和意识形态取得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是短暂的，历史证明，法家的思想实现了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一统，但却没有让秦帝国维持下去，大秦王朝只可怜的维持了14年。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家，儒家的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立国宗旨在王朝更替中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而且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他们精通天文地理，以及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再后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逐渐发展成为研究、观察天象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了逐渐掌握了自然规律的奥妙的知识分子群体。
孔子的思想来源于《周礼》，而《周礼》的核心内容是将《周易》所揭示的自然规律和哲学理念，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和社会管理的层面。《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为理想国的蓝图，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以自然之法为基础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孔子后来在《周礼》和《周易》的基础上，结合春秋的历史演变、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发展出了“六艺”，分别是《诗》、《书》、《礼》、《乐》、《春秋》、为《周易》做序（亦称《易经》十翼或《易传》）。而《礼》则是《周礼》在政治上的秩序法则继续延伸和推广，应用在日常具体的生活秩序和标准上。这六部哲学经典成为儒家社会的秩序标准和道德标准。
孔子认为，要让老百姓不再遭受战乱之苦，并有能力抵御外族对中华民族的入侵，就必须建立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要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长期繁荣稳定，就必须建立起来一套符合自然规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以及道德法则，这套制度要对所有的社会群体进行约束。这个制度要约束帝王成为一个仁义勤奋的统治者，要约束社会各个阶层遵纪守法，服从上级，尊老爱幼。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有可能长期保持繁荣，老百姓才能过上安全、祥和的生活。孔子的这套思想，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的平衡制约的思想。
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近代文化是一个分科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个综合的文化。中国文化把文史哲学、政经法、农工医等都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把它们分门别类。同样一个道理，既可用于治国，也可用于治身，还可用于处理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比如阴阳五行哲学。阴阳是互相消长的，阴长阳就消，阳长阴就消。阳可以转换成阴，阴可以转换成阳。阴里面有阳，阳里面有阴。阴达到顶点，阳就降到了最低点，这时候的季节就是冬至，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物极必反，到了冬至以后，阳一点点往上升，阴就逐渐减弱，达到了阴阳平衡，就是春分，春分是白天黑夜一样长。阳继续长，阴继续减弱，到了阳长到最高点，阴减弱到最低点，就到了夏至，白天最长，黑夜最短。接着又开始物极必反，重新是阴一点点往上长，阳一点点往下消，到了阴阳又平衡，就是秋分。再继续消长，就又回到冬至。一年四季就这样用阴阳消长来解释，很形象，也很符合事实。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比如说金克木、水生木。通过观察自然界和生态圈可以看到，健康、繁荣的生态圈一定是相生相克的生态圈。生态圈的物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例如，自然界只有有了水，才能产生森林；有了森林，才会有肥沃的土壤；有了土壤，才会有动物的产生和繁荣；动物又反过来净化和肥沃了土壤和生态圈。从另外一面看，生态圈又有相互约束的关系，水约束了生态圈不会过热；木约束了生态圈土壤的数量，并保证了土不会流失；动物之间如老鹰、蛇、老鼠和小动物也是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约束的关系。五行的共生和相互制约造就了自然界的繁荣。人类产生于自然，这种五行相生、共生和制约的关系也繁荣昌盛了人类，如果平衡被打破，就会导致人类社会发生灾难和战争。纵观中国的历史，人类经历的战争和灾难，就是一个不断打破平衡和趋于平衡的过程。
说到底，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人文”。回到本文的开始《贲卦·彖传》中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是，我们通过对天文的考察，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深刻领悟到自然界的规律，遵守利用这个规律，传递到人类就是“人文”，通过人文，就可以教化天下，让这个社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和谐健康。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化成”。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他倡导的仁，不是简单的爱人、恻隐之心等，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能够管理约束自己，让自己的视听言行都合乎礼仪。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是按照自然规律，通过教化来让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义务，管束好自己。因此中国人文主义的特点是自觉自律的，这与西方社会依靠上帝震慑和法律约束不同。中国的文化更强调通过教育从“内”进行自我约束，而法制社会更强调依靠外部的规范。法使人畏惧，“礼使人亲”，当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了要自觉遵守这些规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非常亲密良好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里有一句话：“有良好习俗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简单的”。一个有良好习俗的社会，它的法律必定是简单的。
中国在晚清时代，由于政治腐败，整整一个泱泱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面前几乎不堪一击。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概念，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把矛头直接指向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构建制度文明的一个基础，其根本理念是血缘宗法，这个理念跟西方文化中生命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是按照自然血缘的关系来构建伦理道德的，所以要彻底否定这种血缘的联系，就要彻底地破除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构建社会制度的理论依据。最著名的论断就是礼教是“吃人”的。礼教之所以“吃人”，就是因为它让每个人安分守己，不能超越各自的身份。但是儒家礼教如果被否定了，人们就没有约束了，可以想怎么样说就怎么样说，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约束和秩序，社会会陷入更进一步的混乱。最近这些年，出现了新儒家主义思想的复兴，党和政府也陆续在各国建立了孔子学院，历史证明，儒家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的继承和繁衍、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儒家的这套法则，本身就是从观察自然中来的，符合自然的规律。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同时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实践证明，文化早已经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融入到民族的血脉当中。就像我们在不知不觉的使用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改过迁善、否极泰来……”这些成语，或许使用者并不知道这些语言来自3000多年以前的《易经》；在使用“心心相印、不可救药、肝胆相照……”这些语句时，或许并不知道它们来源于5000年前的《黄帝内经》。
西方现代科学分门别类以及通过统计数据认识世界的方法，实际上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文主义思想是两套体系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完全可以同时并列存在，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用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中国文化看世界的正确性；相反，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人文性，甚至是现代科学认为的“某些不精确性”，实际正在从另一个维度证明它的伟大和独特。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情节，自鸦片战争以来并未真正消除。我们很多人内心依然顽固的认为西方现代科学的哲学思想是看世界的唯一标准，不了解、也不承认中国文化是看世界的另外一套方法。就像屠呦呦是在距今1700年前的道医葛洪的启发下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而在此之前，屠呦呦曾被中国学术界的很多人批评没有出国，不会英语。我们面对西方世界所谓的名牌，表面购买展现的是财大气粗，内在实际上是卑躬屈膝的文化自卑和文化创伤。即使国家去年立法通过了《中医药法》，各级政府也建立了在党的领导下的中医药管理局，但很多人的内心依然谨慎的认为，一旦和中医和中国文化扯上关系，似乎总有些“玄学”和“迷信”的色彩。媒体上时时出现的反中医和反传统文化的声音绝非偶然，这反映了我们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心理上依然是文化自卑的，依然是“跪着看西方世界”的心态。如果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没有彻底的学习和了解，何谈文化自信，中国人怎能从内心真正站起来？一个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根植于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当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是“失魂落魄”，我们必须要把魂魄寻找回来。
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发达，体量庞大，更在于文化繁荣，垂范万邦。要想恢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除了古琴、诗词和古典哲学外，必须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性，中医就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手段之一。
由于历史、传承、教育和语言表述的多种问题，导致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实际真谛。我们或许也需要一场与新文化运动相呼应的文化复兴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思想有了清晰的了解，然后才能够建立信心，才能够坚守这样的文化主体，真正理解中医、理解中国古典哲学对现代社会的巨大意义。
